打造低碳竞争优势

  在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前夕，我国提出了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自主减排目标。这有别于发达国家碳排放总量下降的绝对减排目标，而是国内生产总值的碳强度下降的相对减排目标。随着经济迅速增加，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还会有合理增长，但其上涨的速度将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上涨的速度。这是我国统筹国内可持续发展和应对全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所做出的战略抉择，符合我国国情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低碳经济是以低自然资源消耗、低排放、低污染，达到较高的资源生产率，实现较高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水平和较好的生活品质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核心是减缓人为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是化石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经济发展一直增长的能源需求与减缓二氧化碳排放形成尖锐矛盾，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必由之路。低碳经济是以低自然资源消耗、低排放、低污染，达到较高的资源生产率，实现较高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水平和较好的生活品质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其核心内容是：发展低碳能源技术，提高能源效率，改善能源结构，转变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建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低碳社会消费模式，长远实现近零排放，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未来全球的发展将面临碳排放空间的严重制约，对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带来严峻的挑战。碳排放空间将成为比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其他自然资源更为紧缺的生产要素。协调发展和减排矛盾的出路在于大幅度提升碳生产率，也就是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碳强度。到205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将达目前的4—5倍，如按欧盟倡导的碳排放减半测算，届时的碳生产率要比目前提高8—10倍，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碳强度要下降90%左右。这将超过工业革命以来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快速提高碳生产率，实现低碳发展，已变成全球各国所面临的迫切而艰巨的任务。

  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都表明，在其工业化阶段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强度都呈上涨的趋势，我国在工业化阶段大幅度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强度和碳强度，将成为中国转变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实现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和切入点。

  降低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强度的主要途径有两种：一是节能，包括提高能源转换利用效率的技术节能和产业体系调整及产品技术升级导致的结构节能，以此来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强度；二是改善能源结构，全力发展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核能、天然气等无碳或低碳能源，降低单位能源消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在保障能源供给的同时，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十一五”以来，我国能源技术进步显著，能源利用和转换效率显著提升。例如供电煤耗10年来效率提高14.2%，主要高能耗产品的能源单耗大都以每年1.5%—2.5%的速度下降，技术节能对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强度发挥了主导性作用。结构节能包含产业体系的调整，降低第二产业特别是高耗能行业的比重，全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工业部门单位增加值的能耗约为服务业的4倍。结构节能也包括产业的技术升级，促进产品向价值链高端发展，提升产品的增加值率。因此，进行产业体系的战略性调整，促进产业转型和升级，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可以强化以产业体系的优化促进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强度的下降。“十一五”以来，我国已扭转了“十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强度上升的趋势，2009年比2005年下降14.38%，结构节能也逐渐发挥慢慢的变大的作用。

  我国新能源和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发展迅速，2005—2008三年内增长近60%，在一次能源构成中的比重由7.1%上升到8.9%。我国提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达15%的目标，新能源和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供应量需比2005年增长4—5倍，届时能源结构的改善可使单位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约10%，对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强度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实现我国自主减排目标，“十二五”、“十三五”期间需比“十一五”期间付出更大努力。不仅今后节能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而且随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实现相同的能源强度下降目标所需要的节能绝对量也要加大，资金和技术的投入量也要增加。据测算，“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的附加投入约1.5万亿元，“十二五”要增大到1.9万亿—3.4万亿元，且其中依靠项目本身收益不能收回投资的资产金额的投入也要由“十一五”期间的20%上升到“十二五”期间的40%。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都表明，在其工业化阶段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强度都呈上涨的趋势，即使完成工业化阶段较晚的日本和韩国也都呈现了相同规律。日本1960—197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强度上升23%，韩国1971—1998年上升45%。我国在工业化阶段大幅度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强度和碳强度，将成为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和切入点。

  加强技术创新，发展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打造产品的低碳竞争力，是我国当前应对国际经济、贸易和技术领域新一轮竞争的核心对策。

  全球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对低碳技术需求强劲，推动了低碳技术创新和低碳新兴起的产业的快速发展。夺取低碳技术的竞争优势和领头羊，是大国参与气候变化领域博弈的重要动因和战略目标。欧盟等发达国家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也有其凭借自身在能效和新能源领域的技术优势，扩充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国际市场，保持和扩大与发展中国家差距的战略意图。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也有逐步的提升产品的能效和环保标准，制造绿色贸易壁垒的趋势，甚至要采取征收边境碳调节税的单边贸易措施，保护本国产品的竞争力，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减排压力。加强技术创新，发展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打造产品的低碳竞争力，是我国当前应对国际经济、贸易和技术领域新一轮竞争的核心对策。

  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符合我国节约世界资源、保护自然环境的基本国策要求，更有助于我国在经济发展中突破资源保障和环境容量的瓶颈性约束，从而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