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双碳目标的背景、产业分析

  长远来看，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和高水平发展进一步有机融合，必将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推动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从而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我国对全世界宣布碳中和目标，除了响应《巴黎协定》约定，积极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彰显大国责任和担当外，在加速我们国家的经济和能源转型方面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意义。实现碳中和具有以下意义：

  碳中和将推动我们国家发展以从化石能源为主向以非化石能源过渡，对中国实现能源独立，确保能源安全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技术侧创新将改变能源利用方式，推动新的产业链和新的国际标准形成，并产生新的利润创造方式。

  零碳经济将在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电动汽车、电池、节能等领域创造大量稳定就业机会。

  增强中国在全球多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当前中国在新能源、电池技术、交通电气化、钢铁等领域具备发展优势，可形成技术优势。

  未来世界主要经济体会参与到碳中和，在当前贸易摩擦反复的大背景下推动新能源发展和全球合作的意义重大。

  2019年，在我国11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中，化石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约有99亿吨。从经济学基础原理来看，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主要由四个因素决定：经济总量、产业体系、技术水平和能源结构。

  在2021-2030年间，我国潜在实际GDP年均增长率在5%左右。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到2030年，中国GDP总量约为170万亿元，是2020年GDP总量的1.67倍；到2060年，中国GDP总量约为420万亿元左右，是2020年GDP总量的4.12倍。

  工业部门是化石能源“大户”，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在GDP总量相同的情况下，工业部门占比越高，碳排放量越多。

  一是需求结构变化。收入比较低时，人们的需求主要以填饱肚子的食品为主；随着收入增长，车子、房子等工业消费品开始步入人们的消费；当收入实现进一步增长，人们的需求将聚焦在好的教育、好的医疗服务、旅游休闲等服务性商品上。因此随着收入增长，国民经济需求结构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导致产业体系随之发生明显的变化。

  二是生产成本发生变化。人均收入比较低时，劳动力成本也比较低，这时一国的优势往往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随着经济稳步的增长，人均收入上升，劳动力成本也会一直上升。此时，工业部门的生产会通过增加使用资本或机器人来实现对劳动力要素的替代。因此工业部门的生产不但有规模经济特性，而且技术水平进步率较快，这就导致随着经济稳步的增长，工业产品价格不断下跌。比如今天的笔记本电脑跟几十年前的笔记本电脑相比，价格大大下降，但质量一直上升。相比之下，服务品的主要投入要素就是劳动力，其成本会随着经济稳步的增长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一直上升。行业GDP占比是以价值做核算的，所以即便服务品和工业品产量不变，上述价格变化会导致随着经济稳步的增长，服务业GDP占比上升，工业GDP占比下降。此外，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变化也会导致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的生产比较优势发生明显的变化，进而影响产业体系。产业体系变化的内在规律大致如此。

  目前我国碳排放量最大的是火电、钢铁、水泥和交通四个行业，其碳排放量占比分别为44%、18%、14%和10%。火电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钢铁和水泥的产量约占全球57%左右，虽然产量非常大，但出口量很少，主要是满足国内需求。65%的钢铁产量用于建筑业，水泥则基本全部用于建筑业。由此显而易见，中国钢铁业和水泥业产量如此高，碳排放量如此高，主要是由建筑业的强大需求所驱使。

  我国许多高碳排放行业的技术水平，其实已经位居世界前列。比如水泥行业基本采用新型干法生产技术。2020年底，全国实现超低排放的燃煤机组达到9.5亿千瓦，占煤电总装机容量的88%。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吨钢综合能耗从2006年的640千克标煤下降到2020年的545千克标煤。这样的能耗水平与日本差不多。

  放眼未来，我国还有一定的潜在技术进步空间。这些高碳排放行业都有潜在技术可替代。比如煤电的技术替代有天然气、核电、水电、风电和光伏等；钢铁业有电炉炼钢、氢能炼钢；水泥则有工业垃圾、生物燃料和电力来替代。

  交通运输方面，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超过想象。今年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量可能占汽车总销售量的20%左右。以前有许多预测认为到2025才可以做到这一水平，目前看今年就能实现这一目标。

  GDP单位能耗由经济产业体系与技术共同决定。假定2030年单位GDP能耗相比2020年下降24%以及未来10年GDP增速每年约为5%，一次能源的总消费增量将维持在平均每年增长2.2%左右的水平。在上述基础上，工业技术进步带来的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或将下降约12亿吨。

  碳排放大多数来源于化石能源，因此在整个能源结构中，清洁能源或非化石能源占比就额外重要。2020年，煤炭、石油、天然气、核电、水电、风电和光伏在我国一次能源总消费量中的占比分别为56.6%、19.6%、8.2%、2.2%、8.1%、2.8%和1.6%。在这些能源中，非化石能源占比为15.7%。

  由于不同能源之间都存在一定替代性，决定能源结构的重要的因素是能源的相对价格。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哪种能源价格低，其占比就高。我国的资源禀赋是煤多、油和气相对不足，因此煤价相对便宜，其在整个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也相对较高。

  基于以上所有测算，到2030年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可能增加约53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产业体系调整可能减少18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可能减少12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能源结构调整可能减少1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到2030年，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9亿吨。考虑到人口和产业体系的趋势性变化，2030年我国减排的宏观环境相对宽松。

  在此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实现双碳目标是一项长期性任务，在落实有关政策时，我们应该尊重经济发展规律，采取适宜的减排政策，最好能够降低对经济的影响，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低碳生活的有机结合，不宜急于求成。

  一、2030年以后，随着城市化增速逐步放缓，能源消费增长也会随之大幅度下降。

  二、在能源总需求下降的背景下，进一步依靠三方面的低碳技术：清洁能源替代、碳捕捉技术和农林碳汇。

  之所以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其中也有战略层面的考量。所有的发达经济体，比如美国和欧洲，全部提出要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实现碳中和主要靠技术。如果发达经济体能如期实现目标，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届时诸如储能、氢能、新能源汽车、碳捕捉等技术已相对成熟。基于我国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在10年时间内，针对这些成熟技术进行规模化生产，以此实现碳中和是完全有可能的。倘若发达经济体无法如期实现碳中和目标，那它们也不能要求中国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

  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实现双碳目标都没必要在短期内急于求成，更不需要把控制能源需求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达成手段。